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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水利建设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当时机械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大量农民被组织起来参与到水利建设中，大型水利工程中的民工更是动辄几十万人。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成功经验值得深入探讨，而且跟着社会史的兴起，考察底层民众的生活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水利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同样值得关注。

　　根治海河是1965年至1980年期间开展的一次大型群众性治水运动。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灾过后，在“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相关省市每年出工几十万人，对海河各大水系逐一进行治理。当时挖河筑堤的工作基本靠人力完成，民工们在河床中用铁锨挖土，装上胶轮车推到指定地点筑成河堤。在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民工每天的劳动时间为8小时之后，甚至十几个小时。几乎所有的劳动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都以“累”或“很累”或“相当累”*2012年至2014年期间，笔者走访了20多位参加过根治海河的老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协助在各地做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0多份，几乎涵盖了河北省出工的所有专区，这是大家的共同感受。来回答。甚至有人说：“现在回想起挖河来，记忆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字：‘累’。一天干十六个小时，十六个小时啊！”*冯满堂口述：《我在黑龙港工地当连队副指导员》，杨学新主编：《根治海河运动口述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还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宣惠河清淤，有人说，就是一天给300块钱也没人干。人们都说这辈子干吗活都不比上海河累。”*许俊秀口述：《根治海河的经历》，杨学新主编：《根治海河运动口述史》，第150页。

　　“累”成为出河民工的最普遍感受。这不由让我们心生疑问，在当年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民工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否自愿参与这项劳动？现今学界对建国后水利工程的研究中，尚未有对民工出工动机进行专门考察的成果*对建国后大型水利工程的研究，有王瑞芳、葛岭对建国初期淮河治理的研究，刘彦文对甘肃引洮工程的研究，刘洪升、吕志茹对根治海河工程的研究等，这些成果中尚未有分析民工出工动机的专门成果。。本文将根治海河运动作为考察对象，对民工的出工动机与出工情况做详细分析，以期深化对当代水利史及民众生活史的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根治海河作为一项大型群众性治水运动，曾经有数百万的农民工去参加了。那么，作为当事人，当时的民工怎么样看待这项运动，他们又是怎样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去的，这就需要考察民工的出工动机。应该说，由于地域不同、时间段不同，民工的具体动机会有些许差别，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特性。总体来说，根治海河运动早期，民工是比较好动员的，出现大量农民自愿出工的现象，究其问题大多有以下几点：

　　其一，灾害的伤痛历历在目，农民真心拥护对海河的治理。当时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居住在海河流域较大干流附近的民众，对水灾的危害有着强烈的切肤之痛。历史上海河流域经常遭受水灾的困扰，给当地居民带来无数灾难。1963年大水灾过后，党和国家及时对灾区进行救援，为灾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并做出彻底治理海河的决定。此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在人们的记忆中尚未退却，对灾害的恐惧促使广大民众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与治理海河。如衡水地区冀县人民深受洪水危害之苦，“对根治海河非常拥护和赞成，广大青年积极报名出工，决心为水利建设建功立业。特别是员、共青团员率先垂范，起积极带头作用。不少社、队的报名人数，往往超出分配名额，有的连续出工多次，事迹感人。”*阎大根：《冀州人民根治海河施工纪实》，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再现根治海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受多年政治思想教育的影响，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思想境界比较高，“非受益地区的群众，在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伟大号召鼓舞下，站得高，看得远，高度发扬一地有灾各方支援的风格。……直接受益地区群众更是迫不及待的以实际行动治好海河。”*《河北省黑龙港地区排水工程总结》(1966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196-2。上述话语虽有渲染色彩，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及民众受灾严重的状况下，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确是积极拥护海河治理的。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与各级行政部门的组织发动正好契合了民众的愿望，国家与基层的目标达成一致，这是根治海河早期民工自愿出工的动因之一。

　　其二，对领袖号召的拥护及对新中国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的宣传教育以及建国后的思想政治运动，将领袖崇拜推到一个极高的程度。“一定要根治海河”是主席的亲笔题词，无疑成为号召民众参与治理的一个强有力的推进剂。黑龙港工程的总结中这样写道：“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一发出，立即得到全省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力量，大大地推动了生产，推动了水利建设工作。群众说：‘毛主席的话说到了咱的心坎上，咱们一定要长志气，大干一场。’一经组织发动，全省很快形成了一个人人争报名，争出工的热潮，不少地方报名出工人数超过分配任务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出现了很多母送子、妻送郞、兄弟争出工的动人事迹。”*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政治部：《关于黑龙港地区排水工程冬季施工政治工作初步总结》(1965年12月31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113-22。尤其到“文革”时期，政治话语、领袖话语在老百姓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影响着他们的行动。“交河中郝村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干属王庆隆，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的民工来挖河，也决心为挖河出把力，爷孙二人一起给民工修镐锨，共计两千多张，分文不取。”*河北省天津专区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黑龙港排水工程项目施工情况的汇报》(1966年5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194-1。因此，“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是推动民工积极参加治河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思想引导下，广大农民都会存在对新中国的认同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归属感。因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海河治理，为防灾减灾、促进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使农民也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这也是他们积极做出响应上级号召参加海河治理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其三，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解决生存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当时民众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能吃饱饭是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参加治理海河是“国家管饭”，这应该是大量农民积极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治河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动因。下面是一个高中毕业刚回乡劳动不久的民工的陈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出工者的思想状态，“上海河‘公家管饭’，省自家口粮还能填饱肚子；不管刮风下雨，天天都记高工分(平均每天10分)，比在村里干活挣得多；自带工具，每个工期村里给20元的磨损费，工程完了还可能分点儿节余，这些对于我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袁树峰：《我的海河民工经历》，《文史精华》2009年第1期。于是，虽然清楚挖河筑堤的活非常苦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上述民工的体验比较真实地诠释了农民自愿出工的动机，可以吃饱饭、省自家粮食、记高工分、分节余，无疑都是与民众生活最贴近的利益，民工上河能获得一些切实的好处。一些县团级领导的回忆同样印证了农民积极参加治河的原因，“根治海河前期，因为1963年大水危害严重，群众治水愿望强烈，而且海河工地上生活有保证，所以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家庭困难的都愿意到海河工地上去，这样做才能够带出一张嘴去，而且每天能记10分工。实际上，上海河待遇比在生产队种地好，这是当时不少人同意上海河的最根本原因。”*刘玉琢口述：《风雨海河十七年》，杨学新主编：《根治海河口述史》，第58页。总之，因为农民生活艰苦，上河出工有很明显的解决生活困难的现实动机诉求。

　　综上所述，农民出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处于最基层的农村干部也有着类似的动机。河北省徐水县漕河镇北楼村连文祥曾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根治海河期间长期担任漕河连队副连长。他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况的，“从个人来说，我愿意去，一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很光荣；二来家里孩子多，5个儿子，2个女儿，家庭很难，到海河工地去，多少可以省点粮食，还可以挣点补贴。”*连文祥：《追忆“钢铁第一连”》，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再现根治海河》，第240、242页。由此看出，农民出工既有响应国家号召的荣誉感，又有解决真实的生活困难的实际好处，比较充分地诠释了当时大部分农民的出工动机。在他的回忆中，还提到了他带工时的状况，他自称民工比较好带，“他们愿意和我在一起，服从我的指挥，还有一个重要缘由是能够多挣点钱。”*连文祥：《追忆“钢铁第一连”》，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再现根治海河》，第240、242页。由于他经常参加水利建设，经验比较丰富，不用专门计算，目测便能确定土方数，这样便减少了窝工，提高了工效，因此该连队民工干活速度快，得到的标工补助款就比其他连队多，民工能获得明显的实惠。时任海兴县朱王连队的带工干部吕玉堂也同样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别的连队不够吃的情况下，他所带的连队却因为工效高，能多分些粮食和现金，因此受到民工的拥护*笔者在河北省盐山县职教中心小区采访吕玉堂的记录，2012年8月12日。吕玉堂，男，1937年生，曾在1968年冬1969年春治理大清河工程中担任过海兴县朱王连队的带工干部。。当时干部们都想方设法提高劳动效率，这样就可以使民工多一点收入。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民工收入的提高对家庭的补益作用十分明显，这是激励他们上海河并不断加班加点的内在动力。这在根治海河早期比较明显。

　　由此看出，真正能够促使民众行为的动因应该在于切合民众的利益，包括长远的和短期的。根治海河在最初能获得民众积极拥护的原因，是将民众的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在一起，即海河治理对农业发展、对防灾减灾的巨大作用与短期内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结合在一起，这是根治海河早期农民踊跃报名出工的关键。有治河干部回忆，“在那物资短缺，生活较困难的年代，生产队给民工记满分，工地管吃饱饭，一期工程结束后还能剩点钱，因此民工上海河积极性比较高，组织起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根治海河回忆片断——付仓夫访谈录》，《热血铸辉煌——海河壮举忆当年》上卷，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由此看出，出河民工对国家制定的出工政策是比较满意的，报名人数出现“超过分配任务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现象在治河初期也是也许会出现的。当然，有效的政治宣传可以在短时期内激发民众的热情，但一般不能维系长久，真正促使民众出工的动因还是符合民众的切身利益。

　　从整个根治海河运动看，民工自愿出工的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有大量被动出工的现象。从时间上讲，治理早期自愿者会多些，但随着工程的进展，民工自愿出工的慢慢的变少，被动出工，甚至被迫出工的现象逐渐增多，农民为何不愿出海河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劳动强度高。由于当时机械化水平低，海河工地挖河筑堤主要是依靠人力，属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民工的劳动工具主要是铁锨和手推车，他们先用铁锨挖土，装上小推车，然后将挖出的土推到筑堤地点，筑成河堤。“每个民工每天要拉着七八百斤重的车子走百余里路，爬几十里坡，他们的鞋子踏破一双又一双，衣衫磨破一件又一件，肩膀磨出了血，脚底磨出了泡。”*周建国：《海河工地是座大学校》，《热血铸辉煌——海河壮举忆当年》上卷，第152页。而且工地上多年盛行加班加点，因此累伤、累病的人时有出现。有民工回忆，当时几乎就是分方到班或分方到人，完不成任务会影响到整个大集体的进度和验收，那些身体健康情况差的压力特别大。“由于有限定的任务赶着，有很多累病、累吐血的。”*笔者在河北省高碑店市东盛办事处龙堂村采访李振江的记录，2013年7月29日。李振江，男，1949年生，曾参与开挖永定新河和治理白洋淀工程。这导致很多农民对出河工心存畏惧。曾有民工转述同村人的话：“我打从我娘肚子里爬出来，也没干过这么累的活儿。”*冯志民口述：《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海河工程》，杨学新主编：《根治海河运动口述史》，第251页。可见其劳累程度。由于工地劳动强度过高，农民出工积极性大受影响。据民工反映：“在文安县清南排水沟当中，累伤了两名，在廊坊西边的工地上，冬季累伤一名，春季累伤一名。七五年春季去七名，拉水一名、挖排水沟一名、拉坡一名，其余四名拉车，两推车换了回来，累坏了一名，还有捎好几次(信)要换(班)。”*《印发“任永昌、张永禄同志反映海河问题的信”的通知》(1975年4月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294-8。如此消息一传开，非常容易导致农民不愿出工。

　　其二，政策落实不力。有关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也挫伤了农民的出工积极性。根治海河工程中，国家的补助都按相应标准分配到基层连队。按照上级要求，各连队要在完工后尽快做核算，以做到工完账清，将各项补助做核算分发，该归集体的归集体，该归个人的归个人。虽然补助通常剩余不多，但毕竟是对民工辛勤劳动的一种回报和鼓励。但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有的地方拖延发放或干脆不发，影响了民工的积极性。在根治海河运动后期，一些组织管理方法在一直在改进，实施了一些激发民工积极性的措施，但所有的措施必须要由出工生产队配合才能奏效。由于政策调整过程中上下级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和协商，致使上级对民工的一些承诺在基层社队没有正真获得认真的兑现。如河北省盐山县在1979年冬季工程中承诺的后方记工问题就没有落实，“对民工的情绪有一定影响”*《北排河土方工程完工顺序表》(1980年4月18日)，盐山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979-1980长期8。，致使第二年春季工程人员到得不齐且开工不齐。由此看出，根治海河后期的组织管理工作比早期要差得多。社会状况的变化引出许多新问题，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的过程中，上级领导部门不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致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时常出现，影响了政策的严肃性，使民工对上级逐渐失去应有的信任，这是导致农民越来越不愿意出工的另一个原因。

　　其三，额外补助不统一。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生产队所给民工补助方面。根治海河期间有很多生产队给民工额外补助款物，以此动员农民出工，后期尤其严重。给民工出工补助是生产队的自发行为，并非国家政策，因此缺乏统一标准。各生产队通过你自己的实际承担接受的能力，以凑够出工人数为根本原则，所以补助多寡是相当随意的。民工到达工地后会相互询问比较，致使一些补助少的民工对此产生强烈不满情绪，造成攀比现象严重。据参加治河的基层干部回忆：“有些人听说兄弟连队的民工来时，生产队给粮食又给钱，而我们公社每天只给补助一角钱，怨气十足，有人准备退场后回队多要补助；也有的给队上写信要求寄钱等。”*《我是怎样当指导员的——盐山县团马村连队指导员尹文杰》(1979年)，盐山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979-1980长期8。古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补助的不统一不但容易引发民工的不满，而且加大了以后动员出工的难度。

　　其四，对治理效果的质疑。除上述原因外，农民不愿出工还与对治理效果的质疑和多年治理工作的疲累有关。根治海河与建国初期的淮河治理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都是为了防治大水灾，治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但是具体状况又有差别。淮河治理后，以皖西北的临泉县为例，在1950年至1956年的7年间，5年发生过水灾，治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群众中便有一些怨言，认为不断上河工是白费力气*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而根治海河运动开始后，海河流域的气候发生了很大的逆转，十几年基本处于干旱状态。在根治海河的工程规划中，虽然考虑到地域特点在治理中增加了抗旱措施，但其实是为防洪设计。这样就造成一种矛盾状况：连年干旱困扰着广大农民，而他们又不得不为防洪排涝而出工。跟着时间的推移，灾情留给人们心中的伤痛逐渐平复，而对工程的巨大付出却使农民渐渐产生了怨言。“海河已被治理了十几年，何时才算一站，社员心里没底。群众反映，一年四季干旱严重，而年年治河，雨季又不敢蓄水，有的年份有点地上水，也是可用不可靠。社员觉得再治河白费劲。”*河北省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广播简报：海河工程平调严重》(1980年6月13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419-4。因为农民深受干旱之苦，以排为主的根治海河工程受到民众质疑是普遍现象，甚至有群众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要求停止或改变方式*在河北省档案馆1047-1-405卷，有多封群众来信反映海河治理中的问题，要求改变治理方式或把投资用在其他成效更为显著的小型水利中去。。民众对治理效果的质疑与不满导致了最初的治河热情渐失。

　　由于海河工地的弊端不断出现，农民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改善，农民不愿出工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就根治海河工程来说，若需要确定一个分水岭的线年可以算一个较为显著的节点。这一年是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号召10周年，也是按原计划骨干工程基本完工的一年。前10年中，为了达到最初的目标，各级部门很看重，宣传与支持力度都比较大。在上级的精心组织下，农民出工还不成问题。但是1973年后，上级重视程度明显降低，海河工地补助低、伙食差、劳动强度高、组织混乱等现象越发明显，民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有人这样描述：“七三年以前十元钱十斤小米一斤香油的补助。广大青年不谈钱和务〔物〕，积极参战。可是到了七四年，三十元十斤小麦，一斤香油，没人去。到了七五年，五十元十斤小麦一斤香油，生产队给买两块毛巾、铁锨一把，还是没人去。”*《印发“任永昌、张永禄同志反映海河问题的信”的通知》(1975年4月5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294-8。尤其到了1970年代后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宽松，农民有了更多增加收入的渠道，组织民工上海河更为不易，“大多数社员不愿意去挑河受累，所以，各个生产队就用抓阄、排号等办法让社员轮着去。”*刘玉琢口述：《风雨海河十七年》，杨学新主编：《根治海河口述史》，第59页。增加了出工的被迫成分。

　　而在根治海河期间的文件或报道中，上级部门为了宣传农民对根治海河运动的拥护，常常用十几年不变的话语来描绘农民积极出工的场面。“许多县、社报名出工的人数，常常超过分配人数的几倍，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父子争出工，兄弟齐报名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我省人民奋战十年取得根治海河伟大胜利》，《河北日报》1973年11月16日，第1版。自根治海河运动开始至结束，此种话语被不断重复。应该说，热烈拥护的现象可能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出现过，但绝非整个时期的常态，多次反复使用无疑是习惯性地照抄照搬了早期的宣传文件，而并非真实情况的反映。这从对当年治河民工的访谈中就可以发现。只有把档案文献与口述调查相互印证，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历史史实。应该说，农民中有少数自愿出工的，但从整体看，是自愿出工和行政指派的结合。根治海河的出工政策明确规定，由“生产队集体出工，义务劳动，国家管饭，不计工资”*《根治海河几项具体政策问答》(1967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199-2。。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力加强。1962年“小”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作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层生产队，是必须要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的。为海河出工就是基层生产队的“义务”，生产队必须想方设法派出人。在生产队的组织和领导下，很多农民出了工。有民工这样回忆：“那时挑河都说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其实就是你不去行吗？让你去，你就得去。你说挑不了河不去了，他说挑不了河不去了，那就都不去了？”*许俊秀口述：《根治海河的经历》，杨学新主编：《根治海河运动口述史》，第150页。展现出基层农民的无奈。

　　从以上的分析中看出，根治海河工程中民工的出工动机是复杂的，前后期也有很大不同。应该说，根治海河很大程度上是得到群众拥护的，对于长期饱受洪水肆虐之灾的地域来说，加强对海河的治理同样是群众的呼声，因此沿河民众非常拥护对海河的治理。从各地动员民工的真实的情况来看，自愿出工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

　　其一，生活贫困者。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生产力本身的落后和国家统购统销制度的推行，粮食消费以保证城市和工业的需求为重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在粮食刚刚收获后，便开始在农村征购农民手中的“余粮”。这种所谓的“余粮”，是在农民尚未消费之前的提前预征，并非真正的剩余粮食，再加上政策执行中一度“左”倾，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集体留粮之后，很多农民家庭所获口粮数量不足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青壮年劳动力在家“总是吃不饱”，而到了海河工地，因为劳动强度大，“主食可以随便吃”，所以一些年轻人“禁不起玉米饼子和馒头的诱惑，更是为了给家里省点粮食，就毅然报了名”*马子亮口述、张广江整理：《难忘那年挖海河》，

　　。。这是当时参加治河民工的一些亲身体会。由此可见，无论上级的宣传如何有力，农民必然有自己内在的行为动因。由于当时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活十分艰难，所以在根治海河运动中，许多农民是主动出工的。

　　其二，家庭劳力多者。这里的家庭劳力多是指兄弟多或成年的子女还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父亲身体依然强壮的家庭。海河工程多是远距离施工，一期工程大概三四个月，中途不能回家，家中生活无法照料。而劳力多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出河工，不但出工者本人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家中老人孩子的生活问题，生产队也可免去照顾河工家属的负担，一般生产队长也愿意动员这样家庭中的劳力出工。曾多次参加根治海河的一位老人谈到他之所以参加了十来年治河，就是因为当时老父亲健在，家里劳动力多，可以出去一个人多一些收入，家庭生活也不可能会受到太大影响*笔者在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孙庄村采访韩桂茹的记录，2012年8月16日。韩桂茹，男，1939年生，曾参加十来年根治海河工程。。这是家庭实际生活状况所造就的方便条件。

　　其三，单身者。这一群体在农村习称光棍，也就是尚未成家的男劳力，他们也是自愿参加治河的群体。此类人没有已婚者那样的家庭牵挂，在家和上河同样是参加集体劳动，由于海河工地设有集体食堂，可以免去自己生火做饭等家庭琐事的麻烦，因此出河工在生活上更便利。对他们来说，参加治河只是出更大的力气而已，比起在生产队劳动，工分不少挣，甚至收入还要高一些，所以单身者是参加治河的主要人选。如衡水地区故城县的民工回忆，在1970年春季参加滹沱河南堤后展工程时，“全村参加那次工程的共有7人，一色的光棍汉，最大的30来岁，最小的17岁”*袁树峰：《我的海河民工经历》，《文史精华》2009年第1期。。

　　以上是一部分自愿出工的农民群体，之后跟着时间的推移，自愿出工者慢慢的变少，但为海河出工是生产队的义务，相当于上级委派的政治任务，出工人数是必须要保证的，那么在自愿出工者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基层生产队如何保证海河出工人数呢？

　　按照上级确定的方针政策，在民工的动员方面，“在方法上要求做到自愿报名和领导审查批准相结合，坚决防止派工、抓阄、雇工等简单生硬和错误的做法。”*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政治部：《关于民工入场前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意见》(1966年8月10日)，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北省根治海河运动》，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但是在现实的动员中，“有的嫌苦怕累，不报名出工；有的连年出工产生了厌倦情绪。为保证民工人数，不误工期，有的社队采取了一些土办法，或是抓阄定民工，或是劳力多的排号轮流去，实在思想不通的，则用物质刺激促其‘上海河’。”*阎大根：《冀州人民根治海河施工纪实》，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再现根治海河》，第187—188页。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被列为“简单生硬和错误的做法”便纷纷出现。

　　(一)抓阄。据了解，抓阄是很常见的方法。如有的生产队在自愿出工者无法凑足的情况下，将适龄劳力集合起来，通过抓阄确定各自的序号，之后每一期海河工程依次出工。比如一年中的春季工程，上级的任务是出工2人，便由1号和2号去；到了秋季工程，需要3人，便由3—5号去，以此类推*笔者在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孙庄采访吕玉良的记录，2012年2月18日。吕玉良，男，1949年生，曾参与开挖治理永定新河、漳卫新河、卫运河和宣惠河等工程。。这样在大家都不太情愿的情况下保证一个相对的公平。也有的地方是每次现抓，如需要出几个名额，先进行发动和自愿报名，在自愿报名名额不达标时进行抓阄，出过工的不再参加，以后每次出工都采取不够现抓的方法来解决。

　　(二)雇工。雇工的现象多出现在根治海河运动后期。1979年冬季工程中，安次县马道口、落垈、东安庄3个连队有6个大队雇佣山东和沧州到所在地窑厂做短工的人员出工，每天2.5元，口粮管够；永清北辛六连队代小营大队动员民工时尚缺一人，便雇佣了河间卧佛堂在当地打短工的一人，出价200元*河北省廊坊地区行政公署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海河民工社队负担的调查报告》(1979年12月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357-5。。由于雇工的方式一定要通过出钱或出物来解决，在根治海河前期农民生活普遍很难的情况下是无法实行的，只有到了农民自身有一定收入，且收入大于出河工的情况下，才会有人用此种方法摆脱出河工的困扰，雇工才有机会实行。以安次县马道口公社东沽港四大队为例，该大队“有苫布加工厂、磨光厂、制作木排厂，汽车、拖拉机十几辆，八个生产队也都有包房组、修理苫布厂，所以分值都在一元五左右，收入大又轻松，没有人愿出工，今冬雇外地十四人出工。”*河北省廊坊地区行政公署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海河民工社队负担的调查报告》(1979年12月19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357-5。

　　除了上述两种方式，绝大多数生产队采用了多给出河民工额外补助的方法促其上河，以凑够出工人数，额外增加了生产队的负担*参见吕志茹：《主体与后盾：根治海河运动中的生产队角色》，《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当然，派工的现象也是有的，但硬性派工容易激化矛盾，所以生产队干部一般都会采用协商、做思想工作与其他较为温和的方式解决。

　　农民的多以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即想方设法不出工，进行消极的。“在高度政治化的‘集体化时代’，基层农村社会和亿万农民仍有其自身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大势所趋的汹涌波涛底下仍会有潜流或暗流的涌动。”*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在上级政策不能满足农民需求的情况下，农民便以消极方式应对，对上级的动员不做回应，以等待给出合适的条件。因此，有学者指出：“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农民常常运用斯科特提到的所谓“弱者的武器”*[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或汤森所说的“不合作”行为*[美]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展现自己的利益所求，期待相应政策的调整，以便与自身的权益寻求平衡。当然直接对抗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如工地上的逃跑现象，在沧州地区1979年春工的统计中，75人受罚，其中逃跑的只有12人*盐山县根治海河指挥部：《关于扩挖北排河任务的总结报告》(1979年11月22日)，盐山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979-1980长期8。。根治海河运动期间的逃跑现象一般出现在后期，且多出现在开工之初。民工一般不以逃跑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当时农民上河是代表生产队出工，若无法坚持，能够最终靠与后方生产队联系找人换班的方式来解决，而且生产队是给记工分的，如果逃跑，工分就没有了，以前干过的活相当于白干。既然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处理问题，就不必采取激烈对抗的方式。再者每期工程的时间毕竟有限，一般3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坚持。

　　根治海河运动后期，未解决“出工难”问题，各地采取了很多的具体措施，如上述提到的抓阄排号，多给额外补贴，伙食上“评分定量，节约归己”等；上级领导部门也积极想办法，如粮食补助方式由最初的按标工补助改为按人定量，最后又回到按标工补助，工程试行投资包干等，增加了激励机制。1980年3月，河北省人民政府专门下达了有关海河出工的具体调整办法，其中生活费补助标准由原来的每个工日补助0.45元提高到0.7元，其他各项补助数额都有适度上调，“但从今春(1980年)的真实的情况看，社队派工依然很难，负担仍有逐渐加重的趋势。”*《海河骨干河道工程工作座谈会议纪要》(1980年8月1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47-1-937-24。农民的不合作已达到很严重的程度，预示着此种治河方式已不再受农民欢迎。

　　综上所述，在根治海河运动中，民工的出工呈现出复杂的面相，既有自愿的因素，也有被动无奈的成分，是自愿与被迫的结合。当然，自愿出工是客观存在的，被迫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出工范围广，具体到各地，每期出工人数毕竟有限，不是人人参与，因此行政指派仅及生产队一级，生产队在动员民工时则采用了多种方法促使社员出工，如物质刺激、抓阄排号等，民工并没有感受到直接的被迫，但是出工人数是必须要保证的，存在很多无奈，这是体制上的保障。通过对民工出工动机的分析及后期“出工难”现象的解读，可以发现根治海河早期民工较好动员在于契合了民众的需要，符合了民众的长期和短期利益；后期海河出工则更侧重于制度上的保障，农民已不是线年代后海河流域趋于干旱、农民有了更多的增加收入的渠道及人民公社制度摇摇欲坠之时，也就标志着这一运动行将结束。根治海河运动能够持续15年时间，既受到当时灾害状况与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也与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的加强有关。但任何的需要民众参与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民意的，否则将难以维持长久，这一点则是不可撼动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