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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9月，一份不知真假的“小报告”递到了，说话的人言之凿凿，仿佛亲眼看见了郑维山在为了官位撒泼打滚。

　　这时候，距离郑维山被仅仅过去不到一年，总政那边的意见本来都下来了，几位老帅也点头了，眼看就要走马上任，结果这半路杀出的“拦路虎”，直接把桌子给掀了。

　　大家都没想到，一个战功赫赫的开国中将，想出来工作竟然这么难，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被“黑”了。

　　这事儿吧，搁在谁身上都得窝火。你要说是因为身体原因，或者能力不行，也就认了。偏偏是因为“闹名利”这么个理由，这就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了。要知道，那时候正是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老干部复出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郑维山这一脚，硬是卡在了门槛上。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总政已经把意见呈上去了，、、、这几位大佬都画了圈，同意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跑去跟军委秘书长咬耳朵，说郑维山历史上就有地位观念，现在出来了肯定不安分。

　　一看这情况，也觉得棘手，毕竟涉及到人事安排，既然有不同声音，那就得慎重。于是，他委托去找郑维山谈谈，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像传言说的那样，急着想当官。

　　郑维山听完的转述，没生气，反倒是笑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哪是怕他闹名利，这分明就是有人不想让他回来。他只提了一件事：1954年秋天，他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回来，彭老总两次找他，要他当华北军区司令员。

　　那时候的郑维山是怎么做的？他几次提议由朱良才兼任司令，自己心甘情愿当个副手。这一当，就是整整14年。在副职的位子上，他从来没跟正职红过脸，也从来没闹过情绪。

　　一个能在副手位置上安安稳稳干14年的人，到了晚年，反倒被扣上了一顶“闹名利”的帽子，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荒诞劲儿。

　　那一年，是郑维山人生的至暗时刻。原本是司令员，威风八面，结果因为“华北山头主义”的大帽子，一夜之间就被撤了职。没有审判，没有辩解的机会，紧接着就是一纸调令，直接发配到了安徽。

　　在安徽的那段日子，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堂堂大军区司令，在农场里修地球，身边就一个秘书和一个炊事员，门外还设了岗哨。说是工作，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冷处理”。

　　那是冬天，安徽的湿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郑维山也没事干，整天就搬个火盆，坐在那儿啃马列著作，啃《选集》。当地的干部看着都不忍心，偶尔调侃一句，说以为将军只会领兵打仗，没想到种地也是把好手。

　　郑维山倒也看得开，他跟子女们交代，说自己是农民出身，这就叫“专业对口”。他心里清楚，自己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历史这笔账，早晚能算明白。

　　最惨的是1976年，那一年对郑维山来说，简直就是万箭穿心。1月，周总理走了；7月，朱老总走了；9月，毛主席也走了。

　　郑维山在农场的广播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不吃不喝。秘书想叫医生，被他轰了出去。那时候他心里苦啊，不仅是失去了领袖，更是感觉自己这一身本事，怕是要烂在泥地里了，再也没机会为国家出力了。

　　那一年年初，风向终于变了。中央派人来接他回京，说是总政要重新审查他的问题。郑维山坐着车，重新走在长安街宽阔的马路上，看着窗外的景色，那一刻，这位硬汉的心里，不知道翻涌着多少惊涛骇浪。

　　回京后，老战友们纷纷来看他。那个暴脾气，一进门就嚷嚷，说怎么找都找不到你人，还以为你这就“消失”了。郑维山把这几年的遭遇一说，韩先楚、这些老将听得直叹气。

　　郑维山的第一反应，不是要官，也不是要待遇。他说，个人的问题先放放，先给“华北山头主义”。因为这顶大帽子下面，压着的不是他一个人，是数以千计受牵连的干部战士。

　　这就是郑维山的格局。他想的是，先把大是大非搞清楚，把战友们的清白还回来，至于他自己，那都是枝节问题。

　　总政主任后来找他，他又说了一遍：既然大问题解决了，就不必耗费人力专门为我个人做决定了。

　　徐帅把郑维山叫到家里，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道理。意思很明白：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必须找组织要个结论。这不光是你个人的事，如果不做结论，将来历史上就会留下一个遗憾，那些总是想找茬的人，还会拿这个说事儿。

　　郑维山听进去了。他明白了，这个“结论”，不仅是为自己，也还是为了给组织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

　　结果就像开头说的那样，有人开始吹耳边风了。理由五花八门，核心就一个意思：这人“野心大”，历史上就爱争地位，现在复出了肯定不安分，不能重用。

　　这帽子扣得，那是相当有水平。在那个年代，干部的任用最怕这种“莫须有”的评价。你说他有罪吧，查无实据；你说他没问题吧，又有“群众反映”。

　　和两位元帅，那是看着郑维山成长起来的。他们太了解这位老部下了，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将，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名。听说了这些关于郑维山“闹名利”的谣言，两位老帅气得直拍桌子，直斥这是“荒唐”。

　　在那个年代，老帅们的态度那是相当有分量的。他们不仅是郑维山的老首长，更是军队的定海神针。他们发火，说明这事儿做得太过了，太欺负人了。

　　也站了出来。他说话更直白，直接撂下一句话：郑维山不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他是能打大仗、打恶仗的问题！

　　这句话，分量极重。这是对郑维山军事才能的最高定性，也是对他政治品质的背书。一个能打恶仗的将军，怎会是是个只知道争名夺利的小人？

　　是什么人？那是经历过三起三落、看透了人情冷暖的。他对这种整人的手段，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那是深恶痛绝。

　　1982年12月，一纸任命下来了：郑维山任司令员、党委。

　　这不仅是个职位，更是一个耳光，狠狠扇在了那些说闲话的人脸上。去甘肃，去大西北，去那个条件艰苦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考验。

　　如果郑维山真的贪图享乐，真的为了名利，他可完全赖在北京不走，或者挑肥拣瘦。但他二话没说，背起行囊就出发了。这一年，他已经67岁了。

　　那时候西北盛产瓜果，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每到了收获季节，总要往北京送点土特产。这事儿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人情世故”，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郑维山一上任，下基层调研的时候，敏锐地发现这事儿不对劲。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在背后指指点点，觉得这是拿公家的东西做人情，是走后门的敲门砖。

　　他二话不说，直接召开党委会议叫停。在会上，他说得很直白：到北京办事，给人家带点水果尝尝鲜，这本来没啥。但要是拿公家财产当敲门砖，那就是两码事。群众有意见，我们就得改。

　　从此以后，这股送礼风在算是彻底断了。这事儿虽然不大，但震动不小。大家发现，这个新来的司令员，是玩真的，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有一次，老首长的夫人病了，是癌症，手术后需要用中医治疗，药方里需要冬虫夏草。聂帅的秘书给打了个电话，希望能帮忙采购一点。

　　聂帅是谁？那是帮郑维山说过硬话的恩人，是他的老首长。按理说，军区管理局安排一下，买点上好的虫草送过去，哪怕是走公账，谁又能说个不字？这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坚决不走公账，不让管理局出钱。他自己跑到药店，掏出自己的工资，买了最好的虫草，然后亲自送到了聂帅家里。

　　当知道这虫草是郑维山自掏腰包买的时候，紧紧握着他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哪是药材啊，这是一个人的人品，是一颗滚烫的心。

　　那些说他“闹名利”的人，这时候估计脸都肿了。一个连给老首长送救命药都舍不得花公家一分钱的人，你说他贪恋权位？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郑维山在兰州的那几年，军区的风气那是出了名的硬。党员干部都知道，司令员自己都那么抠门，谁还敢乱花钱？

　　他从兰州搬回北京居住，暂时住在总参谋部第一招待所。招待所的干部战士去帮忙卸车，车门一开，全傻眼了。

　　堂堂一个大军区司令，在西北干了这么多年，行李就几个破纸箱，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招待所的小战士都在嘀咕，说别人回京多少带点“硬货”，这郑司令怎么穷成这样，是不是把东西都藏起来了？

　　其实，郑维山离开兰州前，做了一件事。他把党费、伙食费、电费算得清清楚楚，全都交清了。然后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把公家的物品一一点清交接，连根草都没带走。

　　90年代，国家启动京九铁路工程。郑维山一听这消息，立马坐不住了。他联合、尤太忠、陈明义这几位老将军，给党中央写联名信。

　　信里的内容很诚恳，就是恳请铁路在设计的时候，稍微拐个弯，照顾一下信阳老区。让大别山的老百姓，也能搭上时代的列车。

　　党中央很看重这几位老将的建议，不仅批准了铁路跨越信阳，还在建设经费上给了优惠。铁道部的负责人后来开玩笑说，这几位老将军力气真大，硬是把一条铁路给“拉弯”了。

　　这就叫心里装着老百姓。他自己哪怕住招待所、用纸箱子装行李，也无所谓。但涉及到家乡的发展，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他就愿意豁出这张老脸去争、去求。

　　他的妻子孙景波有时候看他在家闲不住，老爱挑部队的毛病，就劝他：都退下来了，少批评，多鼓励，不然人家不高兴。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老家屋脊洼的大青山上。那里有他小时候玩耍的巨石，也有他一生的起点。

　　想想当年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举报他“争名夺利”的小人，现在估计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住了。

　　它就看你最后走的时候，那两个袖子里，到底是装着金银财宝，还是装着清风明月。

　　郑维山这一辈子，把“清白”两个字，活成了铁律，也活成了那个时代最硬的一块骨头。